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戊戌變法，及其以后的中國近代社會變革運動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是中國人在面對外部世界壓力作出的反應而出現(xiàn)的。梁啟超在《變法通議·論不變法之害》中說：“中國自古一統(tǒng)，環(huán)列皆小蠻夷，但虞內憂，不患外侮，故防弊之意多，而興利之意少，懷安之念重，而慮危之念輕……使能閉關畫界，永絕外敵，終古為獨立之國，則墨守斯法，世世仍之，稍加整頓，未嘗不足以治天下。而無如其忽與泰西諸國相遇也。”
“國與國比較，而強弱見”。一向唯我獨尊的中國，逐漸步入弱者、貧者、劣者的行列，面臨著“為天行大圈所淘汰”的威脅。于是，在中國，就漸漸萌生向被視為強者、富者、優(yōu)者的西方學習的愿望，產生打破封閉循環(huán)傳統(tǒng)，開始了變法維新。在史學領域，作為政治鼓動家的梁啟超，于1902年，在 《 新 民 叢 報 》上發(fā) 表長文《 新 史 學 》。他提出“二十四史非史也，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。”幾近全盤否定舊史學。他認為中國的舊史學維護專制統(tǒng)治，是愚弄人民的工具，是“霸者的奴隸”。繼而指出封建史學的“四弊二病”，即“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，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”，“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”，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”。“以上四者，實數(shù)千年史家學識之程度也。緣此四蔽，復生二病。”“其一能鋪敘而不能別裁”，“其二能因襲而不能創(chuàng)作”。“合此六弊，其所貽讀者之惡果，厥有三端，一曰難讀，二曰難別擇，三曰無感觸。”提出歷史是國家民族精神的體現(xiàn)，對國民的精神成長理應具有啟發(fā)功能 。
梁啟超指出，中國之舊史有“四弊二病”，他把舊史學與新史學相比，“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，近世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系，與其原因結果；前者史家，不過記述人間一二人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，雖名為史，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。近世史家，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，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關系”，他認為中國的舊史陳陳相因，不去思考歷史事件造成何種影響，不探究事物間的因果聯(lián)系。尤其將人物與時代之間的主從關系顛倒過來。不明白人物只能作時代的代表，卻反過來把時代作為人物的附庸。結果，舊時代的正史便成為人物傳的匯集，“雖盡讀全史，而曾無有足以激勵其愛國之心，團結起合群之力，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于萬國者”。只重政治史，簡直是帝王的家譜。“嗚呼，史學革命不起，則吾國遂不可救，悠悠萬事，唯此為大。”只有對舊史學進行革命，才能使之成為“國民運動之資鑒”。梁氏對舊史的批評確實攻勢凌厲，具有廓清摧陷之功，這是因為他的批判集中到舊史即“君史”這一根本問題，痛陳其奴化國民思想、阻擋時代潮流的危害，而以“民史”即以寫出民族群體之興衰這一嶄新價值體系取而代之，這就為史學近代化開辟了道路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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